明式家具： 明人時代精神的物證
明式家具是中國古代文人生活里的一副優美的畫卷。床、榻、座椅、幾、案、柜等，俊朗飄逸、圓潤靈動的線條家具都是人們的貼身知己，它們不僅僅是人們的生活用具，而且更蘊含了文人藝術氣息。讀李漁的《閑情偶寄》，能感受到李漁對家具是滿懷情深，他設計的家具活靈活現的展現在人們的眼前，我想只有擁有李漁這樣心智的人才能創造出這般家具吧？
李漁，世稱"李十郎"，曾家設戲班，至各地演出，從而積累了豐富的戲曲創作演出經驗，提出了較為完善的戲劇理論體系，被后世譽為"中國戲劇理論始祖"、"世界喜劇大師"、"東方莎士比亞"，是休閑文化的倡導者、文化產業的先行者，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一。李漁在用家具、談家具、改家具、造家具方面都別具風格，洋溢著他的才情與智慧，《閑情偶寄》視為得意之作，是李漁一生藝術、生活經驗的結晶。
《閑情偶寄》
《閑情偶寄》分為詞曲、演習、聲容、居室、器玩、飲饌、種植、頤養八部，共有234個小題，堪稱生活藝術大全、休閑百科全書，是中國第一部倡導休閑文化的專著。其中《器玩部》專談家具與日用器皿的設計，于房舍構筑、窗欄圖式及墻壁、聯匾、山石、幾、椅、床、帳、廚、柜、箱、籠、茶具、酒具等記述十分詳細。在中國古代家具設計著作中有一定的地位，平民化和實用性的設計理念相結合。
《閑情偶寄》——但從著作名字上來看，方知作者的閑情雅致。書中所談及的家具都屬普通老百姓日常所用。它對生活觀察獨到而細微，以實用的設計觀眾為基礎的，強調了家具設計原理是實用，家具的設計和制作，要簡易實用，符合大多數人的要求才是正道。
李漁認為不管是富貴還是貧窮對于器皿與家具都是同等重要，與平常的生活息息相關，所以他把目光放在了享受生活上，極力強調實用性、生活化的藝術觀念，鼓勵藝術與生活的互動。在他眼中，生活的各個方面通過藝術實現了高度的和諧統一。
■人惟求舊，物惟求新
李漁說，人惟求舊，物惟求新。在人們居家生活中，家具無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家具不僅供人使用，帶給人種種方便和舒適。
它還伴隨主人的起居行止，構成一種具有某種情調的生活方式。無論東西方，家具的設計制造都顯示出其所處時代的文化風尚。
一個民族地區的建筑形制，會隨著公共文化的變遷而發生較大改變，但家具以人的身體舉止為尺度，因其不離日常生活，則更顯示出世人的情趣與審美。
晚明江南地區文風鼎盛，科舉功名數量為全國之最，但名落孫山仍然是大多數文人的命運；
不少文人從政治失意轉向追求內心寧靜，一股覺醒的人性解放之風，給當時的文人生活注入了新的生機。
明學者王士性在《廣志繹》中記載：“浙西俗繁華，人性纖巧，雅文物，喜飾鞶帨，多巨室大豪，若家僮千百者，鮮衣怒馬，非市井小民之利。”
在這種雅俗同流的文化背景下，明式家具作為一種載體，進入了文人的生活世界，他們借家具的榫卯木紋來寄托內心所思與人生情懷。
仕途不順的李漁在《閑情偶寄》中談到家居環境：“蓋居室之制貴精不貴麗，貴新奇大雅不貴纖巧爛漫。”
“予往往自制窗欄之格，口授工匠使為之，以為極新極異矣。”
他認為家具制作“宜簡不宜繁，宜自然不宜雕斫。凡事物之理，簡斯可繼，繁則難久，順其性者必堅....”
可見，李漁和當時其他文人一樣，對家具居室的要求，來源于其生活習性和審美品味。
明式家具不追求流光溢彩，不尚奢靡，以樸素高雅為要。涵養所至，便可于極簡中見繁復；審美所至，便可于樸素中見精致。
比例協調、虛實結合、陰陽相生，都是文人在明式家具中的藝術表達，而更高一層次的，便是明人對中國古典哲學的理解與參悟。
文震亨在《長物志》中寫道：“云林清秘，高梧古石中，僅一幾一榻，令人想見其風致，真令人神骨俱冷。故韻士所居，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氣。”
這種大隱于市的追求和對詩意生活的向往，成為晚明文人的一種生命態度，它突出了當時人志于道、游于藝的崇高感和自由度。
文人參與明式家具的設計制作，不僅有其審美方面的獨特理念，而且就用材、尺寸、形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；
以滿足其茶余飯后的消遣和詩、書、琴、畫等實際的需要，家具成為文人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文人才子們寄情藝術，把人生藝術化，以適情出入于雅俗，創造出了文人式的典雅。
他們既能以詩書立世，又能游戲人生，從而在藝術化的生命里找到了出世與入世之間的絕好平衡點。
晚明的物質風尚，如穿越時空的華光，溯流而上，是一個時代的精致，是文士追求清雅的素靜之美；順流而下，是文人精神的延續，是華夏追求內斂的萬物詩情。
現代設計界推崇的極簡主義通過對抽象形態的不斷簡化，直至剩下最基本的元素來進行藝術探索，這種審美理念與明式家具的簡約形制追求是何其相似。
造物一道，雖主體是物，其實隱藏了真正的主角——人。物因人成，故而造物其實亦是一種“走心”。明式家具，留下了那個時代的詩情，成為明人時代精神的物證。
而當下我們居住的世界，聲色浮華依舊，明式家具作為藝術品的同時，再次以用具的身份回歸，成為當代生活里的清歡，萬物詩情便為你而生。
